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4月29日发布的最新研究结果预测，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4％左右，增速比上年稳中略降。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李扬在当日的发布会上表示，2007年初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在短时期内迅速席卷全球，演变成一场百年不遇的全球灾难。“如今，七年初度，我们总的估量是，危机远未逝去，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说。
李扬此后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说，初步的数据显示，经济下滑的趋势日渐明显。至少在中期内，稳定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主要来自投资。这就必须认真研究投什么、谁来投以及怎样投的问题。
中国经济现五大隐忧
尽管7．5％左右的增长速度令其他国家艳羡，但2～3个百分点的增速下落，无疑会带来大量复杂且意外的冲击，这些冲击可能需要数年才能消化。因此，如何将增长速度控制在由潜在增长率确定的合理区间，同时促进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将考验我们的智慧和定力。
第一财经日报：作出“危机仍未有尽期”的依据是什么？
李扬：作出这一论断的根据是，酿成危机的基本因素并没有消失。其中，过度消费、过度福利和过度负债为主要表现的经济发展方式扭曲；服务业过度发展、产业空心化为主要表现的经济结构扭曲；过度杠杆化和对实体经济“疏远化”为表现的金融体系“去功能化”；政府赤字率和债务率长期居高不下为特征的财政危机等导致危机发生的关键因素，基本都未去除。
更有甚者，各国在反危机过程中采取的那些超常规刺激政策，在阻止危机恶化的同时，也弱化了危机自身的净化和调整作用，进而为复苏增添了新的障碍。伴随着发达经济体开始退出量宽，广大新兴经济体的问题开始凸显，这构成危机新阶段的又一大特征。
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也不例外。从2009年开始，中国经济便已进入“结构性减速”通道，出现了若干值得关注的隐忧。其一，尽管7．5％左右的增长速度令其他国家艳羡，但2～3个百分点的增速下落，无疑会带来大量复杂且意外的冲击，这些冲击可能需要数年才能消化。因此，如何将增长速度控制在由潜在增长率确定的合理区间，同时促进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将考验我们的智慧和定力。
其二，房地产业中潜在的风险不容忽视。当城镇化战略在城乡一体化的大框架下被重新设置，当全国房地产登记系统于2014年6月开始启动，当中国城市发展的区域化特征日趋明显，并已显出清晰的层次差别和分化趋势之时，中国房地产市场无疑将迎来新的局面。
其三，产能过剩严重存在。虽然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国家共有现象，但规模如此之大，覆盖面如此之广，持续时间如此之久，显然为中国独有。我们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消弭产能过剩，否则，未来的发展将缺乏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
其四，相比于发达国家的宽货币、低利率、紧信用的组合，中国的金融业呈现的是宽货币、高利率、贷款难、贷款贵的怪异组合。加上金融机构自我服务倾向日趋明显，人们有理由怀疑，乱象丛生的中国的金融业还能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提供多少正能量。
其五，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上看，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不存在大问题，但是局部存在隐患，却也不容忽视。尤为重要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城镇化战略转型，房地产市场的调整，都可能压缩地方政府的还债空间，使部分地方政府债务趋于恶化。
全球危机深重到百年不遇的程度，无疑是全球实体经济出了大问题。因此，危机的治本之策，是对多年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战略性调整，对高度扭曲的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性改革。
稳增长仍然靠投资
投资的贡献率虽有波动，但却呈稳定增长态势：从2006年的43．6％提升至2013年的54．4％，7年内跃增10个百分点以上，2013年，它更是再次超过消费对ＧＤＰ的贡献率。上述图景告诉我们，至少在中期内，稳定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主要来自投资。
日报：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下一步要稳增长，如何在这三方面发力？
李扬：在2014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中国政府为2014年的经济确定了7．5％左右的增长目标。如今，一个季度已经过去，初步的数据显示，经济下滑的趋势日渐明显，要完成预定增长目标，客观上存在着困难。为防止增长率的下滑突破底线，我们需要制定若干稳定经济的预案。
分析近年来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外需）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其变化轨迹，有助于我们精准寻找实施调控的入手处。
2006年以来，在一系列强刺激政策作用下，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曾有过稳定增长。但是，在2011年达到55．5％的高峰之后，其贡献率一路下滑，两年跌落5个百分点，2013年降至50％。这说明，最终消费作为慢变量，其规模相对稳定，难有作为。
再考虑到某些领域的公共消费受到抑制的情形，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短期内更难大幅提升，无法成为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主导力量。同期，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率更是急剧下挫。在2009年创纪录的－37．4％之后，除了2010年略升为正，其余三年均呈负值，2013年贡献率仍为－4．4％。考虑到2013年初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出现较大规模虚假套利贸易，导致外贸数据扭曲的因素，外需（净出口）的贡献或将进一步降低。
相比而言，投资的贡献率虽有波动，但却呈稳定增长态势：从2006年的43．6％提升至2013年的54．4％，7年内跃增10个百分点以上，2013年，它更是再次超过消费对ＧＤＰ的贡献率。上述图景告诉我们，至少在中期内，稳定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主要来自投资。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史同时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依靠投资来主导经济增长，很容易助长唯ＧＤＰ倾向，恶化国民收入分配不均，忽略环境资源约束，造成生态破坏，并形成产能过剩。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得不依赖增加投资来稳定经济，那么，能否高度警惕并认真防止那些已经被历史证明的投资弊端，关乎政策的成败。于是，认真研究投什么、谁来投以及怎样投的问题，便成为政策的关键。
投什么：三个领域需关注
经过2009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横扫，也已没有多少有利可图的空间。因此，要想启动投资引擎，我们必须寻找新的领域，同时，要为这些领域的投资创造必要的商业化环境。
日报：也就是说，选准投资的领域非常关键。在你看来，区别于以往的刺激性投资，新一轮投资领域在哪里？
李扬：应当看到，经过长达30余年高强度的工业化，在传统商业环境下可创造较大利润的工业投资项目已基本被挖掘殆尽；基础设施中的经济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公用事业(1470.697, 8.47, 0.58%)（电力、管道煤气、电信、供水、环境卫生设施和排污系统、固体废弃物的收集和处理系统），公共工程（大坝、灌渠和道路）以及其他交通部门（铁路、城市交通、海港、水运和机场）等。
经过2009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横扫，也已没有多少有利可图的空间。因此，要想启动投资引擎，我们必须寻找新的领域，同时，要为这些领域的投资创造必要的商业化环境。
我认为，就投资领域而言，有三个领域需要重点关注。
其一，有利于促进消费增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领域，主要包括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应当认识到，进一步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性领域的投资力度，不仅增加了当期投资，而且对长期拉动消费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
健康服务产业覆盖面广，产业链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在一些发达经济体已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美国健康服务业规模占ＧＤＰ的比例超过17％，其他ＯＥＣＤ国家一般也达到10％左右。2013年10月，国家出台了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可以预期，随着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老龄人口不断增多，健康服务业蕴涵着极大的投资潜力和空间。
其二，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更新改造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向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过程中，迫切需要加大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升级的力度。从外部增加此类投资的常规路径固然可循，但更应该考虑通过加速折旧的方法，内在地调动企业设备投资和更新改造的积极性。
从经济本质看，加速折旧是一种“税式支出”，较之政府直接支出，它除了对国库不产生直接压力之外，更有激励企业自主投资和自主创新的积极作用。从国际上看，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总是将加速折旧作为走出危机的强力措施来采用，借以提高投资率，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能力。这些经验值得借鉴。
其三，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节能环保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已被列入国家加快培育和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到2015年行业总产值将达到4．5万亿元，或成为国民经济新的支柱产业目标。目前来看，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生态修复以及资源循环利用，都是节能环保产业的投资重点。
谁来投：开拓投融资新空间
为了让社会资本发挥更大作用，还应尽快改革投融资体制，着力降低行业进入门槛，逐步向社会资本让渡部分所有权或经营权，进而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实现竞争主体多元化和股权结构多元化。
日报：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更多转向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使企业获得足够的收入以弥补成本并得到合理的回报，从而形成稳定的投资行为。
李扬：在传统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是政府投资的天然领域，原因在于，这些领域突出地存在着自然垄断性、公共性和外部性。然而，随着市场不断发展和实践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现代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对上述领域的全面渗透，这些影响社会资本进入的障碍，或者渐次消失，或者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予以克服。
基于这些实践，经济理论对自然垄断性、公共性和外部性有了新的概括，从而为在这些领域进一步改革投融资体制开拓了可行的空间。
首先看自然垄断性。社会资本的进入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实现。一是可采取资本形式进入。二是可采取经营权形式的进入。此外，随着技术创新、市场容量扩大和金融创新的出现，基础设施中某些原来被认为具有自然垄断性的业务或环节，其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被逐渐克服，成为能够引入社会资本的非自然垄断性业务或环节。
其次看公共性。社会资本的进入可以基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公共产品属性的变异。二是灵活的制度安排。对于某些商业性不足的准公益性项目，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如土地综合开发利用、公益性环节财政补贴等）改善投资的预期收益，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即使是某些纯粹公共产品以及外部性相当显著的纯公益性项目，也可通过政府采购制度、经营权拍卖、招投标制度以及承包和委托经营等形式，实现（纯粹）经营权方式的社会资本参与。
最后看外部性。社会资本之所以能够进入存在外部性的领域，主要是因为政府的责任事实上是有限的。政府应大规模采取服务合同外包或政府采购合同、服务管理合同、特许经营合同等，充分调动社会资本在服务供给中的作用，政府则相应地把自己的责任确立为加强监管。
为了让社会资本发挥更大作用，还应尽快改革投融资体制，着力降低行业进入门槛，逐步向社会资本让渡部分所有权或经营权，进而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实现竞争主体多元化和股权结构多元化。应尽快改变政府主导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投资的局面，更多采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投融资模式，加强政府公共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合作。
如何投：风险与回报相匹配
首先应打破“刚性兑付”，允许违约事件发生，特别是应减少中央政府信用背书下的道德风险发生。当然，通过推进改革，强化市场自身的自律机制，使风险与回报相匹配，具有更根本的意义。
日报：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高储蓄率国家，2013年底，国内部门总储蓄率超过了50％。用何种方式将储蓄转化为投资？
李扬：关于“如何投”，有以下两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
一是债务依存度过高。在我国目前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债务性融资占据首位。我们的测算表明，金融危机以来，全社会杠杆率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各部门（居民、非金融企业、政府与金融机构这四大部门）加总的债务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从2008年的170％上升到2012年的215％。其中，企业部门债务总额占比高达113％，远远超过ＯＥＣＤ国家的风险阈值。
为分散过度依赖债务融资带来的风险，需认真推动中国金融结构从债务性融资向股权融资格局转变，优化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为此，应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创造有利于股权资本形成的机制，多渠道增加股权性投资比重。
二是资金成本上升。近一段时期以来，我国资金价格上行的态势凸显。从2013年6月至今，市场资金成本平均上升了2个百分点左右。这主要是我国金融市场存在严重扭曲所致。
从资金需求侧看，资金成本的上升反映了广泛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作为重要的融资主体，其软预算约束问题严重存在，这是产生道德风险的最大温床。由于这些融资主体对资金价格的敏感性相对较低，对资金需求始终处于饥渴状态，其融资规模的扩大，便会推高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对此，应深入推动地方政府和国企改革，硬化它们的预算约束，减少它们对资金的无效占用。
同时，还有一类道德风险，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金需求侧问题，但也与此密切相关。这就是“刚性兑付”的存在，助长了无风险的市场套利行为，加剧了投资者的道德风险。
目前来看，一些金融产品（如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者往往缺乏基本的风险意识，认为这些产品不存在违约风险，或者认为，即使存在违约风险，也会有银行或政府的隐性担保作为安全保障。
事实上，虽然从法律角度说，大部分理财产品是非保本的，损失应由投资者承担。但考虑到银行自身声誉，理财产品一旦出现投资失败，导致产品违约，最终还是由银行承担还款责任。
至于地方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往往采取干预措施阻止投资产品违约。这种隐性担保的存在，使得高利率金融产品被视为“无风险”溢价的产品。投资者对低风险、高收益金融产品的特殊偏好，是推动全社会利率水平不断走高的需求面因素。
为摆脱这一困局，首先应打破“刚性兑付”，允许违约事件发生，特别是应减少中央政府信用背书下的道德风险发生。当然，通过推进改革，强化市场自身的自律机制，使风险与回报相匹配，具有更根本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