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垃圾的制造者,尤其是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好,物质消费越来越多,产生的垃圾数量也越来越多。
去年11月环保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北京城市生活垃圾的数量达到了790万吨,也就是说在这座城市里,每人每天要产生近1公斤的垃圾。位列其后的上海、重庆、深圳,也都超过了570万吨。
对于家庭和个体来说,把垃圾一扔,仿佛和自己就没有关系了,但对于城市来说,却已经不堪垃圾的重负。
综合利用是上策 填埋焚烧是下策
垃圾量的成倍增长,意味着用来填埋垃圾的空间也要成倍增加,因此在我国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的今天,如何缩小储存垃圾存在的空间迫在眉睫。
对此,从事了30多年垃圾处理工作的专业人士王维平认为,垃圾填埋和焚烧都不是长远之策,分类综合利用才是垃圾问题得以解决的唯一出路。
首先,把可回收的垃圾分离出来,进行资源回收的再利用再制造,其次,将厨余垃圾分离出来做肥料,最后,再将剩下的不可回收垃圾进行统一焚烧,不但大大减少了填埋带来的环境污染,减少了垃圾处理的负荷,也更有利于资源的回收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达到资源和环境两个效益的结合。
垃圾分类不再是作秀
王维平曾提到,我国近几年重新“捡起”垃圾分类,刚开始的确是“作秀”、“摆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垃圾分类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前端的垃圾分类要靠后端回收、利用和处理。“比如说,日本建了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填埋场、餐厨垃圾处理厂,这就把垃圾分开了——可燃的送焚烧厂,不可燃的送填埋场,有机的去堆肥。”而我国重启垃圾分类工程的时候,后端处理设施根本没建立,自然而然就出现了老百姓在前端仔细地做好垃圾分类之后,结果被胡乱堆在一辆车上拉走了。
这种垃圾分类摆样子作秀的做法,显然无法解决垃圾的处理利用,不久前,北京市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在已经试点了好几年垃圾分类“两网合一”的北京市朝阳区劲松街道,这里将再生资源回收和垃圾清运两套系统整合并轨,有效避免了垃圾混放混运。在劲松街道农光里中社区,居民可把自家的报纸、塑料瓶和果皮菜叶通过积分的形式分类“卖”给社区的“绿馨小屋”和垃圾分类收集车,其他没用的垃圾再投进社区垃圾桶。称重、刷卡、积分,不出两分钟,这位居民手中的垃圾就“卖”掉了,而手中的积分卡中又攒了好几分。
垃圾分类收集车工作人员介绍说,一公斤厨余垃圾可积1分,一公斤废报纸可积5分,200分大约相当于15元钱,能兑换卫生纸、洗手液等日用品,甚至还有电影票。除了厨余垃圾,易拉罐、旧报纸、玻璃瓶等可回收垃圾也能卖给小屋。劲松街道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农光里中社区共有16栋楼,散落着7座绿馨小屋,4辆移动垃圾收集车也会在居民楼之间定时巡逻,居民招手即停。单单是厨余垃圾,每天就能收集近两吨。
垃圾分类涉及部门多但成本低很多
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终端配套处理设施及时跟进,是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重中之重。垃圾分类处理的末端做好了,才能倒逼前端的垃圾分类工作。
“比如建各种再生纸厂、再生塑料厂、电子垃圾处理厂等。”王维平曾如此建议,“此外,还需要法律法规的跟进,这就涉及政府的各个部门是否能配合一致,垃圾分类关系到一个庞大的系统,涉及政府部门有十几个之多,比如宣传由宣传部管,废品回收由商务局管,垃圾由市政管委会管,后续的加工利用和循环经济由发改委和工信部管。十几个政府部门来管这一件事,他们的认识不一致,有的抓有的不抓,哪一个部门不抓,这个事情都成不了。”
当然,政府在产业链的建设中也要发挥重要作用,“要把各方的利益照顾好,哪个环节没有利益人家也不干。废纸收了,卖不出去,人家肯定不收。”
虽然垃圾分类涉及的部门多,过程繁琐,但是社会成本却是最低的。
研究数据表明,垃圾填埋所需的社会成本是垃圾焚烧发电的21倍,但垃圾分类回收利用的社会成本只是垃圾焚烧发电的1/4,填埋、焚烧和回收利用这三种方式,所需的社会成本比重为 84:4:1,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但却关系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在我们的随手一扔中,垃圾围城、无地可埋已经成了可以预见的现实。
可是,我们扔掉的垃圾真的都是废物,只能埋了烧了吗?显然不是,很多垃圾都可以变废为宝。要解决垃圾和城市的矛盾,我们不妨参考新加坡的三R原则:reduce,reuse,recycle。首先从源头上减少垃圾,比如能用布袋就不要用塑料袋购物,然后重复利用,比如玻璃瓶,还有回收循环,比如电子垃圾。这就需要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除了政府要以政策引导,民众也要增强垃圾分类的意识和知识。
为了美丽中国,从娃娃抓起,用一代人的时间去普及垃圾分类,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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