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经济经过多年发展，如今小到生活垃圾中的废玻璃、废塑料等低值可回收物分类准确率提升，大到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循环利用，我国覆盖多领域、多环节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正加快完善，资源再生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正逐渐深入人心。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也作出部署，明确“深入推进循环经济助力降碳行动，推广资源循环型生产模式，大力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到2030年，大宗固体废弃物年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0年提高45%左右”。
眼下，随着国家深入推动“双碳”目标的实施，立足于全面节约战略，循环经济将为绿色转型添续强劲新动能。
推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通过绿色转型促进经济新一轮增长
“从物质流的角度看，世界上有多少新的，就有多少旧的。如何变旧为新？只有通过资源循环利用实现闭环，才能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保障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济大学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表示。
杜欢政深耕这一领域已有多年，他见证了循环经济的发展历程。
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印发。据杜欢政回忆，彼时，我国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形势十分严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旨在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经济产出和最少废物排放，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杜欢政以浙江省为例进行说明：“作为一个资源小省和经济大省，浙江区域特色经济的起步和发展无不依靠循环经济这一法宝。”据介绍，在意识到资源供应不足给企业带来制约后，浙江走出了一条收集废旧物资进行拆解利用的路子，以解决企业发展的“无米之炊”。如今闻名全国的金华永康五金制造业、台州先进制造业、宁波慈溪小家电制造业等，都是依靠当年回收利用再生资源发展起来的。
《意见》的出台，从战略布局角度来看意义重大。杜欢政认为，如果说过去20年的循环经济发展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为目的，那当前发展循环经济意义在于，通过绿色转型创造新的需求，以推动我国经济新一轮增长。
杜欢政表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等挑战。“过去那种依托投资、出口、消费带动大规模经济增长的时代已过去，我们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上海率先迈出一步，将绿色转型视作抢占先机的“新赛道”。近年来，上海连续出台《上海市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促进条例》《上海市节约能源条例》《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在加快推进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模式转变的基础上，还在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等领域积累了一系列经验做法。
“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我国在这方面潜力巨大，可以形成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谈及《意见》实施的政策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玉红告诉记者，《意见》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的具体体现，是2021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升级加强版”。
“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循环经济已成为绿色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李玉红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全面节约战略”，为落实该战略，《意见》设置了“实施全面节约战略”专节，在此节中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表明国家对循环经济高度重视，凸显出循环经济在实施全面节约战略中具有重要作用。
探索新路径，助力大宗固废实现2030年两个“45”目标
近日，总投资8亿元的内蒙古伊东集团煤矸石综合循环利用项目在准格尔经济开发区正式启动。项目全部建成后，年消化煤矸石可达230万吨，消纳绿电8000万千瓦时，实现产值22亿元。
煤矸石是煤炭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一般来说，煤炭开采区域均堆存有大量煤矸石，且随着开采活动还在继续产生。上述项目的实施，将显著提高当地的固废资源转化利用率，也为典型的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处置开辟了新路径。
建筑垃圾同样也能“变废为宝”。在四川省成都市一家建筑垃圾再生材料工厂里，混凝土块、砖块、瓷砖等建筑垃圾，经过专业建筑垃圾循环利用设备清洗、破碎等一系列工序“消化”后，“变身”成再生材料——新骨料，用于市政道路铺设。在成都市三环路成致路段，有两公里长的路面，均由建筑垃圾再生骨料铺设。
这些大宗固废处置实践，是各地结合实际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一个缩影。大宗固体废弃物是指年产生量在1亿吨以上的单一种类固体废物，包括煤矸石、粉煤灰、建筑垃圾等多种品类，其产生量、堆存面积大，若不及时妥善处理，将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不利影响。
《意见》提出，到2030年，大宗固体废弃物年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0年提高45%左右。李玉红认为，这两个数字是衡量循环经济发展和质量的指标。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统计，“十三五”期间，我国累计综合利用各类大宗固废约130亿吨，平均每年26亿吨。要实现2030年大宗固体废弃物年利用量达45亿吨的目标，2021至2030年平均增速须达5.6%。“完成这一目标将是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进展。”李玉红说。
据李玉红介绍，主要资源产出率指的是国内生产总值与主要资源实物消费量的比值。主要资源包括化石、钢铁、有色金属、非金属、生物质等资源。“如果钢铁和有色金属等资源能够实现循环利用，扩大对原生资源的替代规模，将极大提高主要资源产出率，同时减少化石能源消费量和大宗固体废物产生量。”
国家层面也在不断推动资源循环利用相关政策落实落细。如针对废旧资源再生利用质量不高等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深入开展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60个废旧物资循环利用重点城市、100个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示范等项目的建设，引导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产业进一步集聚化、规模化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59%，废钢铁、废有色金属等10种主要再生资源利用量每年都在大幅增长。
李玉红认为，2020年我国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15年提高了约26%。《“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0年提高约20%。“如果按照这个速度，2030年比2020年提高45%应该没有难度。”
“两新”工作持续推进，需加强构建行业的闭路循环
“支持组建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推动设立全国性、功能性资源回收利用平台。”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赵辰昕不久前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披露了这一信息。
杜欢政认为，中国资源循环集团的成立，是做好回收循环利用大文章，加快构建覆盖各领域、各环节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持续畅通资源回收利用链条的重要举措。
国务院今年3月印发了《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7月又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
当前，“两新”工作持续推进，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产生大量废旧物资，需通过回收循环利用工作应对此问题，实现“去旧更容易，换新更便捷”。“‘两新’工作通过淘汰高耗能的设备及消费品，更换为先进高效的设备及消费品，在创造新需求带动新一轮产业发展时，还能降低能源消耗，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杜欢政说。
据今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意见》规划，到2025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年产值达到5万亿元。
乘着全面绿色转型和“两新”工作的东风，这个万亿级市场正在加速崛起。如今，全国资源循环利用无处不在，已建立起了覆盖广泛的资源绿色回收产业链条。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3160个智能化社区废旧物资回收设施；汽车报废回收量同比增长27.6%……
政策利好及广阔的市场吸引了众多企业布局，循环经济领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循环经济”相关企业近270万家。
地方也在加紧谋划。例如，日前印发的《河南省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建设行动方案》提出，引导国有企业在废弃物循环利用中发挥骨干和表率作用，组建省级循环经济产业集团。到2027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规模达到2000亿元。
“以前刚发展循环经济时，公众的刻板印象认为，循环利用就是脏、差的代言词。现在，公众的理念在逐步转变，理解了循环经济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杜欢政认为，只有消费者理念转变，才能带动消费品公司形成新型绿色供应链，从而带动整个产业链绿色转型。
“循环经济是一条链，与各领域与行业息息相关。我们应注意构建行业的闭路循环。”杜欢政认为，循环经济既是产业发展问题，又是社会治理问题。产业链要形成闭环，在解决生产和消费的基础上，还要通过重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解决技术及回收成本难题。
建立全链条回收体系，向生态文明时代的新循环经济迈进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提升资源化利用率，是城乡循环经济链条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分类是生活垃圾实现资源化和循环利用的前提。随着我国生活垃圾分类的深入开展，其减量化和资源化作用开始显现。”李玉红介绍，2019年以来，我国生活垃圾清运量增长放缓，2022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2.44亿吨，比2021年下降240多万吨。
李玉红坦言，虽然生活垃圾分类已有所起色，但要彻底改变5亿个城乡家庭的观念意识和生活习惯，还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的努力。
李玉红建议，应积极探索城乡有别的生活垃圾处理模式。“要重视城乡居民生活方式的差别，如大城市餐厨垃圾集中、量大，适合大规模集中处理；乡村地区餐厨垃圾分散、量少，适合小规模分布式处理。”
对乡村地区来说，应探索符合地方特色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如采用堆肥方式处理有机垃圾，使其就地还田、回归自然。“这是一种较好的分布式处理方式，应在乡村地区大力提倡。”李玉红表示，乡村地区难以就地处理的是塑料、玻璃等包装垃圾，这些应收集起来统一处理。
在分类回收方面，杜欢政持相似观点。“垃圾分类分得越细，越有利于提升其资源再利用价值。”杜欢政认为，应建立一套废弃物系统解决方案。针对不同类型和来源的废弃物，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实现废弃物的有效分类、收集、运输、处理、处置和资源化利用，从而减少废弃物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提高其经济和社会价值。
杜欢政提出，当前循环经济已步入一个新时代，要推动建立从原有的工业文明时代的循环经济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的新循环经济的一套体系，也就是从自发的、无动力的循环经济迈向自觉的、有动力的循环经济。
“现在我们提出新循环经济理论，并不局限于工业园区，而是从地球循环这个大角度，完善产业链、消费链、回收链体系，延长资源为人类服务的时间。”杜欢政表示。
“大自然方面，从能源碳减排的角度来看，破局的关键除了风能、太阳能，就是生物质循环材料。”杜欢政认为，不同于玉米和木薯做原料的生物质能存在与民争粮争地的弊端，秸秆作为生物质材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既能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又可大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产品方面，从生产环节往前延伸至设计端，强调产品绿色设计理念，从流通环节往后延伸至消费端，重视消费后的回收再利用。“通过原料、生产、代谢端三环节的连接，才能实现产业绿色发展，资源循环利用。”杜欢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