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垃圾围城与垃圾进口悖论下，垃圾分类刻不容缓
1、垃圾分类产业链：包括设备商、环卫公司、处置公司
垃圾分类产业链可以分为三个环节：上游是居民垃圾分类，主要分为湿垃圾、干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等；中游是环卫，包括垃圾分类、垃圾收运和垃圾转运三个环节；下游是垃圾处置，包括焚烧、填埋、堆肥和回收利用。
垃圾分类产业链
垃圾分类相关公司介绍
2、垃圾若处理不当，将严重危害环境
发达国家经过分类的垃圾，先回收部分，剩余再做处理，处理方法包括卫生填埋、堆肥及焚烧。
垃圾处理方式对比
目前我国垃圾无害化处理的方式主要是填埋与焚烧。垃圾填埋由于操作简单及成本较低，目前仍是最主要的垃圾处理方式，但填埋垃圾未进行无害化处理，残留大量细菌、病毒，存在沼气、重金属污染等隐患；垃圾渗漏液会长久地污染地下水资源，造成严重二次污染。焚烧相较而言更科学，是目前更被提倡的垃圾处理方式。北京和上海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比例已接近100%，且通过焚烧处理的生活垃圾比例呈不断上升趋势。由于土地资源紧缺，未来以填埋方式处理的生活垃圾比例将继续下降，垃圾焚烧处理能力亟待不断增强。
但是垃圾焚烧若未经过分类直接拖进焚烧炉，会带来二噁英污染。二噁英为一级致癌物质，且具有生殖毒性和遗传毒性，在人体内降解缓慢，一般低于800℃的垃圾焚烧会产生较多二噁英。通过微生物分解，提高焚烧温度；或者实现垃圾分类回收，只投放可燃垃圾，并对焚烧炉进行改造，便能有效降低二噁英排放。对比欧美国家垃圾以纸张为主，我国生活垃圾中厨余垃圾含量最高，即含水率较高，混合后会降低垃圾整体焚烧热值，不易被燃烧至可抑制二噁英生成的850℃，而分类垃圾焚烧效率更高。
3、中国城市垃圾围城问题严重
自2004年起，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垃圾制造大国。2012年，北京正式实施“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明确要求实施垃圾分类以及垃圾减量，但垃圾产生速度远远快于消解速度，中国2/3的城市已陷入“垃圾围城”。2017年全国城市垃圾清运量达到2.15亿吨，且近三年增长率均超过5%。
20国集团国家人口和城市固体废物份额
2017年全年我国202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为20,194.4万吨，同比上年上涨7.1%；城市平均产量约为100万吨，同比上年上涨13%。近5年来城市平均生活垃圾产量的增速已高达12.7%。
目前我国共拥有4个直辖市，293个地级市，以及366个县级市。由于年报公布数据均为我国大、中城市的固体废物产量水平，考虑到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及消费水平的差异性，我们将县级市生活垃圾的产量取0.2折算系数，即城市样本量变为370.2所（4+293+366*20%=370.2），预测2017年全国实际城市生活产量或已达到3.7亿吨。2018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8万余元，同比上年上涨8.6%。回顾历史数据，自2013年以来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化增速为9%，略低于城市平均生活垃圾产量年化增速。近年来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相对较为稳定，假设2018-2020年，我国城镇垃圾产量增速也在现有基础上相对企稳，保持年化12%的增速水平，则2018-2020年我国城镇生活垃圾产量分别可达到4.1亿吨，4.6亿吨与5.2亿吨。
生活垃圾产量增速受城镇化进程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叠加影响
截至2018年底，我国乡村人口与城市人口比例大致为2:3，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大致为1:4，按照等比例估算，2018-2020年我国农村生活垃圾产量分别可达到0.68亿吨，0.77亿吨，0.87亿吨。若将乡村生活垃圾合并考虑，则2018-2020年我国生活垃圾总产量分别将达到4.8亿吨，5.4亿吨，6.1亿吨。
其中，大城市垃圾围城问题更严重。2017年上海的生活垃圾清运量为743.07万吨，超过了19个省级行政单位；北京则是达到924.77万吨，超过了24个省级行政单位。
我国生活垃圾产生量较大，成分相对复杂并含有大量有机质，因此容易滋生大量细菌及并发恶臭。生活垃圾的主要组成成分见下表。一般而言，可以将生活垃圾分为两大类，即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
生活垃圾分类、主要成分及处理建议
2009-2017年，我国生活垃圾处理能力以及处理量不断提升。2009年，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仅为35.61万吨/日，拥有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共567座；2017年，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已经达到了67.99万吨/日，拥有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多达1013座，较2009年规模几乎翻倍。2017年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已达到21034.2万吨，达到的满功率处理能力的85%，约可覆盖我们前文中测算的实际产量的57%。考虑一般垃圾处理设备的养护维修期约为30~60天/年，则这一产能利用率以趋近饱和，提升空间不大。未来若想提升生活垃圾的处理率，只能通过新建产能的方式来扩大处理规模。
2017年生活垃圾处理量同比增速约为7%，大幅低于同年生活垃圾城均产量增速的13%。假设2018-2020的处理增速为过去9年年化复合增速8.2%，则2018-2020年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将分别为2.3亿吨，2.5亿吨，2.7亿吨，对比前文测算的生活垃圾产生量，分别新增处理量缺口2.5亿吨，2.9亿吨，3.4亿吨。
4、参考欧美国家，城市垃圾分类是中国的必经之路
随着填埋垃圾的土地资源逐渐紧缺，大城市若想实现垃圾自产自销，垃圾焚烧是一条必经之路，而垃圾分类，能够有效提升垃圾焚烧的效率。目前，国内的标准以及相关应用研究对垃圾的分类尚无统一定义。被广泛采用的定义是：按照城市生活垃圾的组成、利用价值以及环境影响等因素，根据不同的处理方式，实施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的行为。《固废法》明确规定：垃圾管理应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主要可分为三大类：可腐有机物(以厨余为主)、可燃有机物(塑料、废纸、橡胶、皮革、竹木、布类等)、无机物(煤渣、砖瓦、地灰、玻璃、金属等)。在以煤为主要民用燃料的地区，垃圾中无机物的含量较高，最高甚至可以达到80%。在气化燃料普及的城市中，不论是南方城市还是北方城市，可腐有机物占的比例最高，超过50%。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中，可燃有机物的比例在20%-40%之间，无机物的比例通常低于20%，含水率在40%-60%之间，低位热值在4000-6000kJ/kg范围内。
全球垃圾分类主要有三种方式：1）以美国为代表的粗放型分类：分为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美国垃圾回作为一种产业得到快速发展。2）以日本为代表的精细型分类方式：大致分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资源垃圾和粗大垃圾，日本德岛县上胜町分类种类最多，高达34类。日本垃圾分类细致严谨，不同垃圾处理方式不同，日本对一半以上的人口实行垃圾从量收费，很多地区垃圾袋还采用“实名制”。同时，日本地方政府会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相应垃圾分类与回收方法。3）介于两者之间的垃圾分类方式：如德国分为七类，包括生物垃圾、废纸、包装袋、旧玻璃瓶类、特殊有毒垃圾、其他垃圾以及大型废弃物，分类体系设计周密。德国早在1904年就开始实施城市垃圾分类收集，1972年通过首部《废物避免产生和废物管理法》。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减量、循环与再利用”的废弃物环保理念引导着德国大幅减少废弃物产生，甚至将废弃物再利用原则贯彻于生产中。
上海2019年7月1日实行的垃圾分类法
5、垃圾分类可享受大量“垃圾红利”
尽管垃圾围城，中国却进口了全球一半以上“洋垃圾”；此悖论产生的原因在于，洋垃圾经过了垃圾分类。洋垃圾进口始于1990年代，制造业等产业借改革开放之机进入中国。从1995-2016年，中国的年垃圾进口量从450万吨增长十倍至4500万吨。2016年中国接收全球56%的垃圾，进口超过730万吨废塑料，总值达37亿美元；2016年美国的废纸出口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直接送到了中国，总价值超过22亿美元；欧盟27国把87％的再生塑料直接或间接地运往中国；英国每年有270万吨废塑料流向中国，占其塑料垃圾产量的2/3；香港每年进口“洋垃圾”的总量超过300万吨，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垃圾集散中心。
中国垃圾进口来源
2014-2018中国固体废物进口数量(万吨)
2014-2018中国固体废物进口金额(亿美元)
洋垃圾进口的本质是输出垃圾分类红利。洋垃圾进口的逻辑在于垃圾循环的顺畅收益链条，即通过出口垃圾，发达国家的垃圾回收企业摆脱了难以处理的废料；发展中国家的小工厂获得了垃圾与新原料的中间利润；低端制造商品出口后，发达国家消费者得到了廉价商品。经过粗浅分类的洋垃圾，在中国的强大制造业体系里摇身一变，即成销往全球的商品。中国人肯为洋垃圾付高价：中国人在德国以200欧元/吨（1500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废塑料，德国即使有处置能力，也愿意每年将80万吨的垃圾向中国倾销。所以，中国的洋垃圾贸易其实是通过我国强大的制造业体系，把垃圾分类的红利输出给发达国家。看似优美的利益链条下，真正的受害者是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及其百姓。洋垃圾中的有害物质会对分拣人员及环境产生致命伤害。因此中国于2017年7月正式向WTO通报，2018年1月1日起，中国禁止进口24类洋垃圾。禁止进口洋垃圾后的中国：资源回收行业亟须垃圾分类。垃圾贸易若能用中国的分类垃圾替代洋垃圾，必然有较大价格优势。但若中国的垃圾分类无法进行，禁令后嗷嗷待哺的资源回收行业必将催生出非法洋垃圾走私。2018年海关总署进行打击“洋垃圾”走私的“蓝天2018”专项行动，全年共查证各类走私废物155万吨。而解决洋垃圾非法走私的根本途径，即是通过国内垃圾分类为资源回收行业提供充裕供给。因此，不论是出于环境保护还是资源利用的角度，垃圾分类都是我国亟待进行的任务。
二、中国政府用行政化手段强化垃圾分类意识
1、“两网融合”渐成趋势，垃圾分类开始进入收费时代
《“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要求，要建立与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等相衔接的收运体系，积极构建“互联网+资源回收”新模式，打通生活垃圾回收网络与再生资源回收网络通道，实现“两网融合”。2018年7月，国家发改委公布《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底前，全国城市及建制镇全面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在其后的其他各类文件中，也陆续提到了研究制定收费制度的目标，意味着，在鼓励、试点、强制等手段之后，未来我国垃圾分类或将进入收费时代。
我国垃圾分类政策梳理
2、大城市陆续发布垃圾分类细则
北京：早在2012年就出台了《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但因管理不到位等原因导致垃圾分类居民参与率增长缓慢，目前正在开展条例修订工作，新修订的条例将不光对单位，也将对个人明确垃圾分类责任，以立法方式使软约束逐步“硬起来”。根据北京三年行动计划，2019年底前，全市垃圾分类示范片区覆盖率将达到60%，2020年底达到90%。上海：1995年开始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最初把垃圾分为有机垃圾、无机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其后历经多次分类标准修改，2014年颁布的《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将垃圾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四种，并沿用至今。
深圳：2000年，深圳成为全国首批8个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自此以后，一直不断探索科学有效的垃圾分类处理模式，2015年在全国率先建立起生活垃圾大分流处理体系，并通过逐步完善法规体系引导市民进行垃圾分类。近年来，深圳在垃圾分类管理领域先后出台1个政府规章、3个地方标准和7个规范性文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规范标准体系，并于2018年2月发布了立法文件的征求意见稿，将垃圾分类标准细化为十三类，在46个试点城市中垃圾分类标准最为细致。
部分城市垃圾分类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