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通过在上海制造的“大新闻”，以一种猝不及防的速度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它让中国社会看到并认真思量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每个地方都在思考：必将到来的垃圾分类，要怎样动员自己的居民？
从今年7月起，广州全面启动整体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今年内，广州要实现辖区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全覆盖，物业小区全覆盖，分类收运线路全覆盖，资源回收、有害垃圾分类收集全覆盖，社会动员全覆盖。
数年前，这座城市就已开始用行动默默探寻答案，在城市治理的末梢——居民小区开始了精耕细作的试验。
这里的文明静悄悄，环保已经成为广州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未来，垃圾分类在这座城市的普及，并不需要一场舆论爆炸。
01不是“素质问题”
广州市荔湾区茶滘街道力诚汾水花园，灰白相间的高层楼房内，住着一千多位居民。和许多小区一样，这里公园长廊上坐着的也都是带小孩或孤身一人的老人。
社区主任李桂珍上班时，小区居民已快要完成一轮垃圾的丢弃任务。
每栋住宅楼下都放置了两处醒目的标识，一处是绿色的厨余垃圾丢弃点，另一处是灰色的其它垃圾。
早上7点到9点，这里会相应放置两个垃圾桶。垃圾桶一天出现两次，另一次是晚上的相同时间，这是居民口中的“定时点”。
在两类垃圾桶外，小区另外设置一处第三方可回收处理柜，分别处理金属、塑料、纺织物、纸类、玻璃等物品及有害垃圾。
类似的回收模式也在广州其他样板小区通行。
“垃圾分类”席卷全国，并迅速发酵，只是近几个月的事情。实际上，很多城市早已开始尝试。
广州是全国第一个推行“定时定点”回收模式的城市。
“楼层撤桶”是垃圾分类的第一步。这一举动看似不便，其实是通过降低居民扔垃圾的“便利性”，倒逼居民养成垃圾分类和少产生垃圾的习惯，从而在源头减少垃圾。
垃圾分类是破解“垃圾围城”、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手段，它正落到每一户家庭身上，而这并不容易。
李桂珍告诉记者，“一步到位”的撤桶是不现实的。少数较高的楼层目前仍然保留垃圾桶，因为对高层居民而言，“突然”接受完全没有垃圾桶的生活很困难。
从社区到物业再到街道都有一个共识：逐步推进，才有成果。
汾水花园的物业经理周月表示，垃圾分类的确会拉高人力成本，新增人员主要分流到指引投放、收运和大件家私回收这三个部分。
大件家私的重新回收是典型变化。此前居民都是随意丢弃，物业只能自行消化，如今强制垃圾分类模式推行，小区统一设置集中点，收集起来的大件家私足够一车位后，便用卡车拉到街道，再由城管局收集处理，金属和木头都被回收利用。
所以，尽管以段子发酵的“你是什么垃圾”刺痛了人们精准分类时的无奈，但客观而言，这能让人们意识到身边每一件“垃圾”都有重新利用的价值。
同时，汾水花园的样本意义在于居民组成并不单一，它涵盖了商品房、地铁拆迁安置房、城中村改造回迁房。背景不同的人员结构意味着，垃圾分类的成功，并不是因为整齐划一的居民“素质”。
另一个成功因素是，小区在2017年落成时，街道便有意识地推动垃圾分类。“最开始订立规范效果是最好的”，楼梯间的LED屏24小时播放宣传，花园的宣传栏内摆放着各式标语，人们从居住之初就有了认知，后续工作便顺利多了。
汾水花园小区垃圾分类的成果正逐步显现，最直观的是物业公司处理的垃圾数量从每天十五六桶减少到十一二桶，生活垃圾减少，处理费用也随之降低。
02让它值得
老一辈人对垃圾分类最初的印象可能来自拾荒者。他们随身携带大喇叭，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寻找有价值的废品，到傍晚时分，车夫就拉着比自己还高上几倍的货物往返垃圾回收站。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很多职业慢慢消失，拾荒者便是其一。而垃圾分类，就成了城市发展必经的道路。但这场垃圾公众教育运动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多城市蛰伏已久。
早在2017年，广州便完成了对垃圾分类的立法举措。以示范小区为带动，广州正逐步推进、普及垃圾分类，如今这里已进入更专业的阶段，也需要动员范围更广的民众参与、投入和监督。
投放、收集、运输、处理这些环节，每一部分都或多或少决定着垃圾分类的成效。
比如分类收运环节。“垃圾分类”也曾尝试在全国推开，但大多集中在前端的分类投放，以至于不少民众抱怨，“认真分好的垃圾最后都倒在同一辆车里”，这会挫伤参与者的积极性。
垃圾“混运”、“混装”是城市后端处理没跟上的表现。
茶滘街道环卫消毒站站长陈伟文表示，这个问题广州早已解决。区内厨余垃圾的处理过程，一定程度上依靠第三方企业的参与来完成。
现在的流程是，企业每天都会收集辖区内各家餐饮单位、小区的垃圾，统一拉走处理。
这样做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是专业团队的工具、配套跟得上；其次，专门的第三方企业派车来调度，“专车专运”能降低物流成本。
这告诉人们：你的分类行动是值得的。
另外，垃圾前端处理、分类投放的试验还会推广，汾水花园这样的样板小区会增加至600个，并在2020年达到1000个。
汾水花园社区主任李桂珍观察过，在半封闭小区推行垃圾分类会比开放式小区更有成效，因为需要IC卡出入的小区更好管理，而当范围扩大，效果就不可控了。
因此，全链条的配合要靠个体的素质和习惯，而广州倡导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企业运作、全民动员”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催化出这样的社会氛围。
垃圾分类不仅仅是让垃圾离开城市，更是实现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这个任务也不仅局限于居民，而是拓展到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
广州市文明办正在推进垃圾分类纳入文明城市创建测评内容，并且在区域上也实现同步，推进城乡垃圾分类的一体化。
03全城在望
一直以来，广州的社会结构都以市民化的氛围为特点，也就是说，市民的意志、责任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政策的落实情况。
这意味着在硬件设施以外，居民的积极性将决定垃圾分类工作的成败。
陈伟文认为，做好垃圾分类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最终还要依靠个人的素质。在这位长期和居民打交道的环卫站长看来，普及垃圾分类是逐步提升居民意识的过程。
仍然以汾水花园小区为例，这里居住的多是老年人，“让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年人，突然适应精准的垃圾分类标准，太难了。”
陈伟文认为，在初始阶段，如果单凭“处罚”无法做好工作，因为居民很容易产生“逆反”的心理，不如在处罚落实前通过各种方式加大宣传力度。
非营利环保组织宜居广州的负责人巴索风云考察过很多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他提出更进一步的观点，认为奖罚必须结合在一起，通过奖励和适当的处罚才能快速推开工作。
他的观点有数据支撑，在中国台湾，最初通过鼓励进行垃圾分类，可以让居民的积极性从30%提高到50%，甚至到70%，但想继续往上走，就需要引入强制性条款进行惩处。
这是一个有序的爬坡状态，对应于不同阶段的宣传力度。
他们的团队经过调研发现，入户宣传是最能达到理想状态的方法。
现在，汾水花园小区的知晓率已经达到100%，分类投放的准确率在70%左右，街道、居委会和物业都出了很大的力气，才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自治氛围。
有环保学者曾表示，垃圾分类执行情况较好的小区往往有较强的外部干预，居民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对垃圾分类的参与度也较高；反之效果则不尽人意。
巴索风云对台湾社区的自治氛围记忆犹新，因为当地采取的是小区外强制地点、时间回收，小区内弹性处理的方法。
每个小区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有的是每层楼设有垃圾桶，有的是完全没有垃圾桶，还有的是购买企业服务，但共同点是，都由业主和物业自行决定。这是一种值得借鉴的路径。
随着广州各类社会资本都参与到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的业务上，不同地区都在探索，当下已陆续形成了垃圾分类越秀“白云”模式、荔湾“西村”模式、海珠“轻工”模式、番禺“市桥”模式、萝岗“联和”模式、花都“花城”模式、增城“小楼”模式，每一种都因应社区特色生成，灵活却具有效率。
李桂珍称，小区内有很多平常忙于上班的中年人，以及形成固定生活习惯的老年人，他们一般会成为宣传工作的“盲点”和“难点”。
但社区工作人员发现，因为学校正在加强垃圾分类知识的宣讲，懂得相关知识的小孩向父辈、祖辈普及的效果比他们更有效，“从娃娃抓起，真的不是一句虚话”。
2019年，在广州推动的这场垃圾分类运动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与其他运动不同，它涉及到每一个家庭，关系到每个人的未来。
运动的深入发展是人们对社会和自然愈加了解的过程，也是公民与环境的契约组成。他们的主动性越强，公共意识和公众责任感便更深厚。
在整座城市的配合下，“垃圾分类”将不会再是“新闻”，而是作为常识陪伴在市民的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