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两会丨循环经济建设相关
发布时间：2024-03-08 11:15:23 来源：资源强制回收联盟公众号 浏览次数：次
2024年全国两会于3月4日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在新的历史坐标上，全国两会必将立足新方位、描绘新蓝图，开辟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局面。
“两会”期间，联盟拟在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设置“聚焦两会”专题，汇总“两会”信息，盘点与动力电池、铅蓄电池、新能源汽车、垃圾分类、低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无废城市、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再生资源规范回收利用、税收补贴等相关的议案提案，以期给大家提供政策方面的参考与建议。
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上海市委会原主委高小玫认为，当前全球塑料污染治理的约束日紧，各国为此纷纷采取强制性的、更为严厉的措施，“我国废塑治理和回收再利用水平低于先进国家，亟需加大治理利用步伐。”今年全国两会，她提出两件提案都与此相关：一件是呼吁“发展市场化模式，促进低值可回收物循环利用”，另一件则建议“坚定实施EPR制度，加大废塑治理利用步伐”。高小玫提案中所讲的“低价值可回收物”，包括废玻璃、陶瓷类、废塑料、废纸和废纺织衣物等。其中最“刺目揪心”的，就是以塑料袋为代表的“白色污染”。在提案中，高小玫分析了导致这些低价值可回收物循环利用率低的客观原因，如处于传统回收体系之外，处理方式简单粗暴；回收利用低效，企业参与意愿低等。高小玫认为，低价值可回收物的再利用种类繁多，“这种变动的、因末端利用而异的分类要求，当由市场自行生成、匹配，无法全国统一规定。”因此，低值可回收物循环利用，最终还是要市场机制来解决。然而目前，低值可回收物循环利用的市场化不尽如人意。高小玫指出，迫在眉睫的是调适既有政府管理模式，约束企业担责、激发市场投入。已被证明在环保领域卓有成效的EPR管控模式，就是选择之一。所谓EPR，是指“生产者延伸责任制”，也就是强制生产者承担其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境保护责任。高小玫介绍，经30多年实践，这在国外已成为一项有效的环保制度；但在我国，这种模式始终未能普遍推开。她在调研中发现，目前针对低价值循环物的EPR规定在国家相关政策法规中“时隐时现、规定笼统”。如国务院有关文件确定包装、快递实施EPR制度，但EPR入《固废法》时此2类都未被明确；部分塑料污染治理的文件中不出现EPR，工作目标也多缺实质谋划。高小玫认为，“约束刚性不足和市场运转不畅，加之EPR制度的缺位，使得各类废弃物的生产主体没有关注循环利用问题的压力和动力，低价值可回收物的循环利用自然难以真正落地。”在她看来，包括废塑在内的低价值废弃物处置循环存在的种种问题，都与此相关。实施EPR制度的关键点，在于有与市场结合的运行载体。调研中，高小玫考察了其他国家启动废弃物循环市场、落实EPR管控的有效模式，发现生产者之外专业第三方机构的参与，有很好的效果。在这方面，德国绿点公司等案例值得借鉴。绿点公司向产生低价值可回收物的生产者收取回收再利用费用，负责代为履行EPR，以此打通生产者与再生利用价值链，也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协同。这一体系的运行，使德国废塑回收率快速跃升，现在已扩展至欧盟二十多个国家。据高小玫介绍，我国也已有与之类似的“废弃物管家”试点：由具有低值物利用从业经验的企业与商业门店（星巴克等）签订协议，一揽子承担其废弃物处置，实施分拣再利用并使得终端垃圾减量，“初步试点效果良好”。基于此，高小玫认为应通过引入“基于市场化运作的回收利用第三方平台”，打通生产者与再生利用价值链，构建社会源废弃低值可回收物的市场化回收利用体系，探索EPR履责的有效模式。她认为，这将带来强制承担责任和资源再利用之利益的双重驱动，垃圾减量、回收体系、市场对接、技术水准等问题，可望走出解决之道。在此基础上，高小玫在提案中对如何全面推进EPR模式的落实提出具体建议：要持续推进EPR基本制度。总结各类EPR实践，加大对制度执行的监督，探索制度实施有效的市场模式。她建议借鉴先进完善制度，明确塑料包装物（含家用化学品）、快递包装实施EPR制度；从产品链条上所有利益相关者着眼，研究将如塑料产品用量大的电商平台纳入“生产者”主体，承担相应责任。重视媒体对EPR的传播，放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善行的社会影响。要构建基于市场化运作的回收利用专业平台。确定平台为受生产者委托代其履行EPR的实体，专业对接废弃物收集、运送、分拣、利用等各方企业，具体落实回收及再生利用，并对委托企业予相应的标记。标记企业信息接入全国“EPR履责信用信息系统”，落实EPR信用评价核证等制度。为此，必须从管理和政策方面作出配套。包括调适现行环卫管理规定，如允许低值可回收物必要的跨区域运输等；完善回收及再利用企业税收标准，让低值废弃物回收利用行业得以规范纳税，让企业安心发展壮大；推进实施EPR信用认证评价制度，激励企业践行责任，也助规范ESG信息披露。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景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李景虹表示，废塑料化学循环具有广阔发展前景和重要战略意义。他建议增设废塑料专用回收箱（桶），将低值废塑料从生活垃圾中分选出来，并交由化学循环企业加以利用。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内外废塑料化学循环技术路线逐渐成熟，目前已进入产业化示范应用关键阶段，成为国际化工企业竞争的新热点，国家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抢先布局。近年来，部分石化和环保企业开展废塑料化学循环技术的研发和示范应用。针对废弃地膜和综合性低值废塑料的化学循环工程项目已经进入工程建设阶段。我建议，明确废塑料化学循环战略定位，将其纳入塑料污染治理政策法规体系、循环经济规划和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规划，并作为应对塑料污染的核心手段。将化学循环项目作为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优先在化工园区集中布局和运行管理，在碳排放指标、用能指标、用地指标上优先保障，不纳入两高项目管理，不受化工项目产能限制。同时，加快改革和完善现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把低值塑料废弃物作为低值可回收物，在城乡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环节增设废塑料专用回收箱（桶），建设城市低值可回收物分选中心，将低值废塑料从生活垃圾中分选出来，并交由化学循环企业加以利用。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利文
“我国动力电池回收起步于2015年前后，目前回收技术趋于成熟，政策标准逐步完善，产业发展稳中向好，但仍然存在市场主体责任不明确、市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我国风电、光伏回收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回收技术、市场模式都需要进一步孵化、培育，如不提前谋划布局，大规模‘退役期’到来之时则会面临巨大的处置压力。”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利文说。张利文认为，应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分类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推动新能源产业早日实现绿色闭环。为此，她建议要加快建立覆盖设备退役、梯次利用、再制造、再生利用、绿色设计等关键环节以及回收技术、安全环保、准入标准、认证评价等关键要素的标准化体系；要强化科技创新专项支持，在电池回收领域，支持企业围绕动力电池智能拆解、废旧锂电池破碎分选高值再生先进工艺进行技术创新升级。在风机叶片回收领域，希望设立专项研发计划，集中开展叶片资源化再生利用、绿色替代材料等关键技术攻关。在光伏回收领域，应加强回收利用技术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加快科研成果产业化。全国政协委员张涛：建议建立有效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 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全国政协委员、华晨宝马里达工厂厂长张涛，针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的相关问题建言献策。在张涛看来，我国退役动力电池的数量正处于爆发式增长前夕，面对动力电池大规模退役来袭，政策和顶层设计在不断完善，但回收产业仍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她指出：“首当其冲的是补足相关技术人才缺口。增强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强化技能人才储备，增加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工程应被纳入行业职业人才培养的重点，为整个行业的长期发展做准备。”此外，张涛还利用在宝马的先进经验，对动力电池设计、先进技术研发力度、创新回收利用商业模式、完善政策措施和监管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对退役动力电池进行有效回收利用，不仅可以提高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效率，也可以降低动力电池生命周期碳排放，更会实现锂、镍、钴等稀缺金属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对于保障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环保价值，也符合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要求，利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张涛表示。全国政协委员、海淀区政协常委、中国林科院副院长崔丽娟
正在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林科院副院长崔丽娟带来了一份“关于在商品包装上印制垃圾分类标识的提案”。这份提案的“初稿”是由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的4名高一学生经过两个月走访调研形成的。在学校开展系列生态文明教育的基础上，4名学生查找了大量我国关于垃圾分类标准的法律条文、部分城市垃圾分类标准，以及常见商品外包装印刷标识情况等相关资料，并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利用课余时间实地走访调研。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调查了219件各类型商品，收集了626个样本数据，调研人群涵盖各个年龄段，覆盖12个省级行政单位。学生们从数据中找到关键信息，思考解决方案，最终完成了一份《关于在商品包装上印制垃圾分类标识》的模拟提案。交大附中学生参与海淀区模拟政协活动通过海淀区组织的模拟政协活动，崔丽娟关注到了这份模拟提案。“学生们的建议很有价值，选题好、立意高、建言实、有思想、接地气。”她说，从最初发现问题、进行调研走访，再到参与模拟政协活动，整个过程也是一堂生动的生态文明教育课程，学生们从中获得有益滋养。崔丽娟和学生们约定，要将这份“模拟提案”转化为委员提案带到全国两会。单增海表示，工程机械和商用车作为我国实体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推进工程机械和商用车新能源化，既是解决国家能源安全、推进“双碳”目标实现的需求，又是提高我国工程机械和商用车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我建议加大对新能源工程机械和商用车关键核心技术、零部件研发和产业化的政策支持，以及相关标准和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国家工程机械和商用车的新能源化。”单增海表示，作为来自制造业的代表、研发战线“老兵”，他深刻体会到科技创新就是要摒弃幻想，走出属于自己的自强道路。他将带领团队，充分利用工程机械制造的优势，大力发展新能源“三电”关键核心零部件攻关和规模应用，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据悉，徐工新能源业务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2019年8月成立新能源院，2022年4月设立上海氢能技术研究所，已完成控股电机公司和电控公司，借助控股股东优势，完成电池布局，各主机厂建有相应的产品研发团队负责电动工程机械主机的开发。2023年前三季度，徐工新能源产品收入同比增长137.32%，占公司收入9%以上。住黔全国政协委员、民革贵州省委副主委、贵州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陈前林
“近年来，我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和堆存量居高不下，且呈上升之势，其大量堆存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还存在不同程度生态环境风险。”近日，在向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多措并举大力推进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治理的提案》中，住黔全国政协委员、民革贵州省委副主委、贵州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陈前林这样写到。如何在充分释放矿产资源经济价值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资源浪费，实现绿色发展，一直是陈前林关心的课题。通过深入多地调研和交流研讨，他发现工业固体废物的有效治理已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的难题，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多措并举、多方扶持。陈前林介绍，2021年至今，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委先后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的实施方案》《关于“十四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提出要加强工业固体废物的无害化处理和低碳绿色利用，这对推动我国工业固体废物的治理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目前我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治理还存在治理难度大和成本较高、技术及标准（规范）体系不健全、企业开展治理投资意愿不强等问题。”陈前林认为，首先要从源头上减少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建议开展我国矿产资源的高效选矿技术开发与应用，以最大限度减少资源浪费和矿产资源加工过程中的消耗。为了加强工业固体废物的无害化处理和低碳绿色利用，陈前林建议从国家层面加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治理技术开发和标准体系建设，呼吁多部门联合制定固体废物治理标准体系，打破部门壁垒，形成共识，便于推广应用。在陈前林看来，鼓励企业和社会资本积极开展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的治理工作也非常重要，建议加大金融对大宗工业固体废物治理的支持力度，在国家绿色产业发展基金、生态环保基金中设立一般工业固废治理基金，同时降低固废治理项目的贷款利率或采取政府贴息等金融措施，鼓励更多力量参与进来。
